“財經年度對話2024：穿越變局的力量”12月20日在京落幕。

《財經》雜志主編何剛拋出了“面對外部形勢，中國經濟究竟應該怎么辦”的問題。他提出：“我們逐漸看到了一些重要的方向，比如今年9月底以來，A股市場、中國資產在全球范圍內被重新估值，中國資產的全球重要性在不斷上升；我們也看到了樓市正在被全面解綁，從北京到上海，一二線城市的成交量開始觸底回升；新的產業領域，包括低空經濟、半導體行業正在蓬勃發展。同時，我們更看到了中央和政府、企業以各種方式鍛造新質生產力的不斷努力。”

《財經》雜志副社長朱治彥也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是常態。只有重視變化，擁抱不確定性，才能擁有穿越變局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深入分析了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圍繞2025年經濟工作部署的表述變化，并提出“超常規逆周期調節”中的關鍵詞是“超常規”。

他將“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理，集中概括為三個“兼”：一是標本兼治，即面對的問題和矛盾不同于以往，要解決問題必須追求既治標又治本；二是目標兼容，即今天追求的目標不限于擴需求，而要突破視野局限，再往前走一步，把穩預期納入其中；三是手段兼施，即實現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目標必須是政策和改革兩種手段同時兼施。

高培勇提到，在“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語境下，標本兼治、目標兼容、手段兼施是其所呈現的“超常規變化”，既是力度的超常規增大，也是內在邏輯和運行機理的超常規優化。在“加量”與“提質”中攜手前行，是可以預期的“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一個大體素描。

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判斷，并部署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九大重點任務。其中，“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被排在第一位。對此，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表示，“提振消費，就是先讓老百姓有錢，有錢，才會消費。這包含三個途徑，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加就業，三是讓存量財富升值。堵點、卡點都要打破，把一些限制消費的地方保護、行政保護都打破，我們就能夠形成一個暢通的國內大市場。”

針對“如何發展好中國資本市場”的議題，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求表示，資本市場是穩住中國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支點。當前中國經濟的直接矛盾是消費需求不足，而資本市場證券化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很強，消費的擴張邊際效率更高，因此，穩住股市并且發展股市變得非常重要。

關于“中國資本市場應該如何穩定和發展”，吳曉求提出，有三個因素很重要：一是正確認識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和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端正對資本市場樞紐作用的認知；二是提升上市公司的競爭力，推動科技進步，推動中國上市公司產業結構轉型，并充分發揮市場規律的作用；三是要認識到市場的發展需要有潛在流動性儲備，作為市場最后的穩定力量，要有機制安排，要形成資本市場流動性儲備的預期機制。吳曉求總結道：“中國資本市場向好的趨勢不會因為一兩天的下跌而改變，因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運行結構、力量結構、生態體系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將中國的經濟形勢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潛力巨大，14億人中還有7億沒能真正過上現代化的生活，需求潛力大，且居民儲蓄率高，創新研發能力強，都是優勢所在；二是問題突出，從表象來看，過去十三四年間平均增長率每年下降0.33%，這一趨勢必須逆轉；三是政策目標非常清晰，決心很大。他提到，2025年，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整個消費體制的改變、地方債轉型以及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幾個方面的政策調整，都值得期待。

一些細分產業的政策加持在提速。以AI為例，今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及“開展‘人工智能+’行動，培育未來產業”，并將“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擺在明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的第二位，著重突出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在實際場景中的應用與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2025年是智能體之年，企業會大量使用和部署智能體，而智能體的背后是大模型。”當“人工智能+”從熱詞走入現實，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認為，“大模型是最好的抓手，是打造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支撐。它給我們每個人賦能，讓每個人具有超級能力，也會重新改變所有企業的運作和工作方式，它和計算機互聯網一樣，是一種根本性的技術。”

周鴻祎分析，大模型未來有兩條產業發展之路：一條是AGI之路，探索人類的超級人工智能。卷算力、卷算法、卷數據，參數越做越大，這條路跟大多數人沒有關系，未來也就是幾家巨頭能做；另一條路是應用之路，放棄打造萬能大模型，用一個大模型解決一件事，向場景化、專業化、垂直化方向發展。“大模型必須找到結合的場景，變成新的產品。”

復旦大學人文學者梁永安談到，年輕一代登場，需求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從物質的需求向文化的需求、心理的需求、精神的需求轉變。內在的價值在變，對生活的認知也在變。這跟經濟發展水平、每個人的教育水平、閱歷、生活跨度有關。“我們進入了新的社會類型，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三代同堂。”

在梁永安看來，這是“文化再造”的時代機遇。“文化再造”意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的情感連接、價值觀、游戲規則的重造，既有形又無形，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有著空前的難度。而如果年輕一代發展得好，“將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因為這是現代中國的第一代人”。“我一直主張年輕人一定要比同時代提前跨出去0.5米。不要好高騖遠，但0.5米是需要的。0.5米意味著整個時代還在這個風向的時候，你要有稍微的預見性。”梁永安表示，“世代交替在運轉，青年在成長，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數字經濟智庫副院長儲殷看來，青年婚育思潮的轉變，不僅是觀念問題，也是社會生存方式改變的問題。刺激婚育，轉變觀變，要以激勵行在前。他認為，“傳統社會，人投入生產使用的時間很早，所以人是財富。但今天似乎不是那么缺人，缺的是消費。人少一點，保障好一點，富裕一點，消費不會弱。”